2017-05-17

       本文節選自《大學的精神：教育是讓一個人成為最好版本的自己》一書，中信出版社出版。

       轉自：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

       文章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n90joo18lfmFRUA72CemEA

       對于一個十幾歲初次離開家門，行將踏上通才教育征程的青少年來說，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學府將給他以什么樣的印象呢？他將有四年的時間去自由地發現自己——他步入到一個空間中，以往貧乏的知識荒漠被他逐漸拋在身后，而獲得學士學位后那種乏味的專業訓練尚未來臨。

       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須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曉的那個小小的世界之外還存在著更為廣闊的天地，親自領略它的樂趣，充分汲取知識的營養，以支撐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識荒漠。只要他想要獲取任何高水準的生活，他就必須這樣去做。

       如果他的選擇不僅僅限于那些當時流行的或者是職業發展所提供的內容，而是關注那些能夠使他自身全面發展的選擇，那么大學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為自己所期望成為的一切，去關照和思索自己的種種選擇。

       對于一個美國人來說，大學歲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計也不會過分的。它們是使他文明開化的唯一途徑……面對這樣一個行將接受教育的人，我們必須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他能夠被稱為受過大學教育，他應當學習什么？

       ——艾倫·布盧姆《美國精神的封閉》

       據說，在每個哈佛人的一生中，都會出現這樣的時刻，他或她突然意識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個瞬間是在拿到長達上千頁的選課單，為自己選擇在哈佛的第一門課的時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識教育計劃正式推行，重新劃分了學生需要涉獵的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畢業生參加畢業典禮八大知識范疇領域，藝術與詮釋、文化與信仰、經驗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科學、物理世界科學、世界中的社會、世界中的美國，共計400多門課程。

       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藝術與詮釋”板塊課程內容：

       修辭的元素

       詩、詩人與詩意

       5部音樂著作的首場演出

       一門已死的語言中的愛：經典印度文學與理論

       美國音樂劇與美國文化

       佛教與日本文化

       伊斯蘭建筑中的紀念碑

       文學與革命：文化轉型時期的巨著

       奧托曼帝國的視覺文化（15~17世紀）

       俄羅斯與東歐的藝術與政治

       當代中國的禁忌之愛

       中世紀的想象：視覺、夢與預言

       喜劇的宇宙

       莎士比亞，早期戲劇

       現代藝術與現代性

       ……

       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文化與信仰”板塊課程內容：

       理解伊斯蘭與當代穆斯林社會

       西方的推理與信仰

       經典希臘文明中的英雄概念

       從希伯來圣經到猶太教，從舊約到基督教

       研究佛教，穿越時間與空間

       中國的日常生活文化看見就是相信：攝影的歷史

       瘋狂與藥物：心理咨詢歷史上的主題

       浪漫：從簡·奧斯汀到小雞文學

       從布拉格起義到羽絨革命：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捷克

       納粹影院：第三世界的迷幻產物

       動畫、漫畫、電影中的日本宗教

       雅典、羅馬與我們：身份的問題

       ……

       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物理世界科學”板塊課程內容：

       你為什么聽到以及聽到什么：音樂與聲音的科學

       如何搭建一個可居住的宇宙

       愛因斯坦革命

       時間

       能量宇宙

       什么是生命：從夸克到意識

       科學的單位：從大爆炸到雷龍及其他

       原始導航

       科學與烹飪：從高級烹飪術到軟物質科學

       看不見的世界

       氣候—能量挑戰

       ……

       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倫理推理”板塊課程內容：

       人權：哲學入門

       自我、自由與存在

       “如果沒有上帝，一切皆可允許”：有神論與道德推理

       經典中國倫理與政治理論

       自我、寧靜與脆弱：西方與東方

       道德推理與社會抗議

       正義

       自由

       自然

       生物倫理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道德質詢

       哲學家與暴君

       醫學倫理與歷史

       ……

       如果說，大學教育的價值在于為一個人的一生提供一個時間段，在此期間，他的求知欲最為旺盛，心智最為開放，并得以遠離社會求速成的壓力，學習如何發問，去懷疑既定的前提，學會天馬行空的思考，那么，當幾乎全人類的知識一起擺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須從中選出32門值得花費四年時間的課程時，除了對于這場知識的盛宴充滿興奮之外，恐怕還有巨大的困惑與不安。

       21世紀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

       “21世紀前25年，何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是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識教育改革會議上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當一所走過了近400年歷史的大學回頭審視自我時，這是一個最簡單，卻也最艱難的問題。從2013年開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識教育計劃（GenEd），以取代20世紀70年代末設計的“核心課程”（Core-Curriculum）。

       對哈佛學生來說，沒讀過莎士比亞更可恥，還是不知道染色體與基因的區別更丟人？哪些知識是重要到必須教給每個學生的？比如足夠多的經濟學知識讓他們看懂華爾街的財務報表，足夠多的科學素養讓他們讀懂《科學美國人》上的每篇論文，還是足夠多的幽默感讓他們看懂《紐約客》上的笑話？

       “受教育”與技術訓練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視野之內，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必須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與自然的——從而追求一種富有意義的人生。它要求一種歷史性的視角，讓一個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時一地的現實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蒼蠅”（埃德蒙德·博克）。這樣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國19世紀著名的詩人和學者馬修·阿諾德所說的“曾經被了解過的與被述說過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須理解整體—人類世界與它的歷史，我們的文化與那些不同于我們的文化，自然世界與探究的方法，量化的與語言的技巧，還有活潑的藝術。

       就像校徽上刻著的“真理”二字一樣，“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導下的不預設目標、不與職業相掛鉤的教育，是哈佛大學在近400年的歷史中一直堅持的一個理想，盡管在越來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這種堅持已經變得越來越艱難。有一種說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專業教育則像醫院。大家都知道醫院是干什么的，但說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確實還有某種深遠的影響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兩位前去取經的中國學者時說：“自由教育的特點是又寬又深。所謂寬，是教給學生的整個知識范圍‘寬’，深則意味著要深入各個專業，每一門課都講究深度。”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課程分成三個部分：主修課、選修課、通識課（此外還有寫作課與課外活動）。按照J.哈里斯的說法，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主修課致力于培養學生對某一學科的深入理解，這是專業化時代的要求—只有當一個人深入鉆研了某一復雜學科之后，不僅學會分析問題，還要能合理地解釋解決問題的過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與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個人學生時代選擇的專業與他未來的事業之間毫無關聯，或者20年后將所學的專業知識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門專業是怎么回事。

       選修課占四分之一，是為了讓學生按自己的興趣自由探索主修專業之外的知識，比如一個文科生偶爾也會仰望星空，追問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個滿腦子代碼的計算機系學生可能也愿意欣賞一點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則是通識課（General Education）。所謂通識課程，就是學校提供給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礎課程，學生必須從中選出幾門作為必修課，無論他們的專業或興趣是什么。

       在哈佛，主修課可以任意選、任意換，連專業也可以換，唯有通識課屬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選不可。這是大學主動為一個年輕人的4年求學生涯開出的一張關鍵處方，代表了一所大學對于知識與教育最基本的哲學與態度：一個人在大學期間應該學些什么？什么知識或方法是每個學生都應掌握的？大學最希望培養的是什么樣的人？

       比如哥倫比亞大學認為有些書是每個人畢業之前都應該讀過的，不是任何一本書，而必須是荷馬、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伍爾夫的著作……為什么？因為這些是最戲劇性地建構了“西方”的著作者，他們的書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書，它們應該成為每個人的教養的一部分。

       哈佛大學則認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學知識，某些學問的方法才是學生必須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沒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但必須在教授的指導下以評論和分析的方式研讀過經典文學；你可以不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將歷史作為一種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觀察和分析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你可以沒上過“經濟學原理”，卻不能沒修過一門探討社會問題基本原理的課程。一個哲學系的學生應該能理解物理學的基本觀點：這個世界是一個理性的、可預知的系統，我們可以通過經驗發現其規律；而一個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里搗鼓細胞的生物系學生應該具備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應對未來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這是哈佛運行了30多年的通識教育系統——“核心課程”的基本觀點：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須從具體知識的獲取轉化到“獲取知識的方法與途徑”。

       哈佛著名的“正義課”就是一門“核心課程”。在第一節課的末尾，桑德爾教授就對學生發出了警告：這門課并沒有教給你任何新的知識，而是通過將你原本熟知的事物變得陌生，給予你另一種看待事物的方法。“這是一種風險：一旦那些熟悉的東西變陌生了，就再也不會和以前一樣了。”他說，“自我知識就像失去的天真—無論這讓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頭。”

       30年前，哈佛“核心課程”的設計者亨利·羅索夫斯對于“何謂一個受過良好教養的人”有著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寫作；在某些知識領域具有較高的成就；對宇宙、社會及人類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倫理道德問題，具有明智的判斷力和抉擇力；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對于世界各種文化及時代有深刻的認識。

今天，哈佛認為，“核心課程”已經過時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學生會選擇以學術為業，而60%會進入商業、律師、醫學等職業領域，為什么還要花費那么多的精力試圖把他們塑造成學者、教授呢？但對于未來的律師、醫生、商人們，這個匯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學，卻無法為21世紀前25年的“良好教育”開出一份明確的清單。對此，哈佛通識教育改革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英語系教授路易斯·梅納德（LouisMenand）是這樣分析的：“在知識專業化愈演愈烈的時代，絕大部分教授都是專門學科的專家，他們在自己的領域有足夠的權威，他們能告訴你，如何才能成為英語教授、物理學家、經濟學家等等，但對于一個‘普通的知識核心’，或者‘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知識’，他們一樣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內容上達成共識，這不是他們的慣常思維。”

       自由選修制：艾略特的改革

       1869年，35歲的化學家查爾斯·艾略特上任為哈佛大學新校長。一個陰天的下午，他在麻省劍橋的教會發表就職演講，信心十足地宣布哈佛的教育內容將覆蓋全人類的知識。

       人們在無休止地爭論語言、哲學、數學或自然科學是否能很好地訓練學生的心智，自由教育應該以文學素養還是科學素養為主。如今這樣的爭論對我們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哈佛認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并沒有實質性的沖突。哈佛并不認為一定要在數學和古典文學、自然科學或形而上學之間做出取舍。我們將兼收并蓄，各取所長。

       在《哈佛世紀：鍛造一所國家大學》中，歷史學者理查德·諾頓·史密斯寫道，“1869年是同樣可以看作現代美國的起點的年份”－－南北戰爭剛結束沒多久，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于這一年建成，美國工業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發展。這個國家需要各種各樣的專家：需要工程師建設橋梁；需要地質學家從地球的外殼中獲得礦物寶藏；需要社會科學家計量這種使人頭昏眼花的發展給人類造成的花費；需要心理學家探測人類隱藏的各種動機；需要立法者和管理者掌握專門的知識、實行多數人的統治……

       在開發新大陸的過程中，崇尚實用主義的美國人對這些“有用的知識”有一種天然的尊重。1862年，美國聯邦政府正式頒布《莫里爾贈地法案》，鼓勵各州利用贈地的資金建造以農工技術為主的應用型大學。一大批州立大學應運而生，比如威斯康星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都是著名的贈地大學，它們在課程上并不排斥古典人文科目，但教學的重心卻放在培養農工實用人才方面，以自然科學的應用為主旨，“向社會的工業和生產階級提供最好的設施，以使他們獲得實用知識和精神文化”。

       與之相對的，新英格蘭的古老學院仍然死氣沉沉，不斷重復陳舊課程的傳統還在延續，背誦仍是最重要的教學方法，強迫式的問答則是師生之間最基本的互動。上大學的人口比例在過去幾十年里一直呈下降趨勢，人們普遍感到高等教育的價值在下降。1858年入學的亨利·亞當斯在自傳中回憶自己的哈佛歲月：“哈佛教給學生的東西并不多（當然也沒有教給學生太多壞的東西）厖四年哈佛學院的學習生涯，到最后你心中會留下一片空白，一個心靈的水印。”

       事實上，在最初200多年的歷史中，哈佛學院的課程幾乎沒有改變過：邏輯學、修辭學、希臘語、希伯來語、倫理學、形而上學，再加一點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各自分工明確—學生的邏輯能力由數學培養，其品位依靠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經典著作來塑造，演講能力有賴于修辭學，他們的理想則通過基督教倫理養成。最終的目標則是培養基督教公民的心智與品格，使他們信奉上帝，獲得真理與自由。

       那是一個簡單、清晰而明確的世界－－人類知識的體系是穩定而完整的，真理是絕對的、永恒的，大學的目的就是保存它們，并傳授給下一代。

從18世紀開始，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知識開始急劇擴張。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大學在摒棄神學影響之后逐漸形成了專業的學術分工，數學、物理、生物、化學、天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眾多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學科日益形成了一個自我完善、相對封閉的學科體系。比起舊知識的傳承，新知識的創造成了現代大學更重要的任務。

       另一方面，對“每個人都是可以受教育的”這一觀念的確信，使得高等教育逐漸從作為社會和知識精英保留的特權變為一種普泛性的人權，尤其在美國這樣一個靠教育立國的國家里。從一開始，知識就是通往自由與財富必不可少的條件。托馬斯·杰斐遜曾說：“一個國家如果指望自己在文明中既愚蠢無知又能得到自由，那么它所能指望的，實乃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不會有的。”

       在哈佛園與麻省大街的交界處，Dexter（戴克斯特）門上仍然鑄刻著艾略特校長100年前的題詞，外側寫著“進入本大學，在智慧中成長”，內側則寫著“離開后服務國家與人類”。正是他第一個打破了哈佛與劇烈變化的外部世界之間的隔絕狀況。他的任命，不僅成了哈佛，也成了當時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科學將成為未來大學的基石，古典文科的中心地位將被顛覆，而哈佛將從一個古老的、地方性的宗教學院（學生500名，教師23人），變成一所全國性的現代研究型大學。此后，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紛紛效仿，完成由早期學院向研究型大學的轉變。

       一位叫約翰·里德的哈佛學生這樣回憶艾略特任校長時期的哈佛校園生活：“艾略特校長領導的哈佛獨一無二。個人主義之風盛行：一個人如果只圖玩樂，一無所獲，也可以順利通過考試畢業；但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從全世界的知識寶庫中汲取他想要的一切營養。本科生幾乎無人管制，他們可以住在任何他們想住的地方，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只要上課就行。校方從不打算把學生組織起來或者強調任何形式的統一。有些人來上學，口袋里裝著一年1.5萬美元的零花錢，開著車帶著仆人，住在高檔公寓的豪華套房，而同班的其他人卻在閣樓里挨餓。”

       在對本科生的教學上，艾略特采取的是最放任自由的一種方式—將所有的課程向所有的學生開放，取消一切必修課程，讓學生完全根據興趣選擇學習內容。因為他相信，19歲或20歲的年輕人應該知道他們最喜歡什么，最適合學習什么。即使無所愛，至少也應該有所惡。硬把一個學生推向他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興趣的領域去學習是愚蠢的。

       在他上任之前，哈佛學生的學習選擇權微乎其微。科目大部分是必修課，唯一可選的只有自然科學與現代語文。如果你想選修拉丁文，無論上大學時拉丁文有多好，都必須等到三年級—就因為那是為三年級學生準備的課程。1909年，當他40年的校長生涯走到盡頭時，必修課只剩下了一年級新生的英語寫作課和外語課，二、       三、四年級的學生可以完全自由地選擇課程。

       艾略特年輕時曾經游學德國，自由選修制一定程度上顯然受到德國大學“學術自由”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大學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獨裁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出于非常美國式的實用主義的目的：正是通過自由選修制，他才得以將大量專業、實用的知識納入到哈佛的課程之中。例如，語言學的學習不再局限于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傳統，而是加入了東方語言、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以及現代英語。哈佛學院的課程大量擴充，從原來的70多門課程增加到400多門。他還創造性地提出了“科目”的概念——包括科目名稱和編號，供各年級學生選修。學分制也由此而生。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教師不再一個人在講臺上滔滔不絕地朗讀或演講，而是通過接連不斷地提問、質疑，啟發學生對某個問題的思考、討論、爭論。

       上任之前，艾略特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兩度撰文呼吁“新教育”，提出了他的美國大學觀：“美國大學還未從本有的土壤上生長出來，美國大學一旦出現，絕不應該是外國學府的翻版；也不應該如同暖房中的植物，而是從美國社會習俗及政治環境中慢慢自然而形成的產品，提供給一般人實現他的人生目標，也滿足英才的雄心壯志。美國的學院是獨特的，美國的大學也將是原創的，沒有類似或相同的學府可以與之平行比較。”

       1894年，上任25年后，艾略特已經創造出一所嶄新的美國大學。它不僅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同時也是最富有的大學。它提供的課程比其他大學都多，任課的是美國最龐大、最受人尊敬的一支教職員隊伍。他著手改造了衰敗的法學院、醫學院，又于1872年建立了文理研究生院，作為師生們進一步探索高深學問的場所，次年頒發了第一個哲學博士學位。在當時美國1000名一流的科學家中，有237人畢業于哈佛，171人畢業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93人畢業于耶魯。

       不過，在《知識的自由市場》一書中，路易斯·梅納德教授認為，艾略特對美國大學最具獨創性的一項改造是，在學院（本科）之上交疊添設了職業研究生院，只有經過本科學習，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才有機會進入職業研究生院，比如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完成職業訓練。在此之前，哈佛的職業學院仍然遵循著古老的學徒制，法學院只要住校滿18個月即可獲取學位，醫學院學生只要上過兩個學期的課程，跟隨過一個醫生實習，就可以成為醫學博士。

       據說威廉·詹姆斯在哈佛醫學院（1864年入學）讀書時，期末考試只有一道口試題：“如果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就能回答任何問題！現在，請告訴我你的家庭以及家里的情況怎么樣？”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改動，成了美國內戰后高等教育的關鍵變革：一方面在日漸功利化、世俗化的社會里保留了英式古典自由教育的精髓—本科的學習應該抱著單純的求知之心，為知識而知識；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社會的需求，大大抬高了某些職業階層的社會地位—未來的醫生、律師、商人們必須經過四年自由教育的熏陶，才能專心學習謀生所需的知識。

       只有這樣，才能如艾略特所愿，培養出工業社會的領袖，“實干家、能做出成就的人，他們成功的事業生涯可以大大增進公共福祉”，而不是“這個世界無精打采的觀察家、純粹的生活游戲的旁觀者，或者那些對別人的勞動過分挑剔的評論家”。他認為，這是一所大學對即將來臨的美國都市社會以及工業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